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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一体化，首先要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提升农业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支撑能力，促进城乡各个产业互动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基本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成就举世瞩目。进入新世纪，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连续出台，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农民收入增长实现了“十连快”。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农业不断发展，农村人多地少矛盾加剧，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凸显。特别是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不高，一家一户经营难以采用先进科学技术、难以吸纳现代生产要素，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和种地农民收入。因此，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同时强调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实现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充分激发农业生产潜能，并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在农村土地经营管理上，要求坚持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求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要求坚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强调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鼓励承包土地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这些决策，明确了土地产权、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界限，澄清了人们对土地权益的模糊认识，有利于克服土地产权虚化的弊端，有利于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有利于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效益。
在农业经营方式上，一是鼓励发展合作经济，扶持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同时，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就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可以抓住机遇、培育经营活力、增强发展能力、壮大经济实力。二是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这表明支持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但同时要求工商资本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创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大力培育农产品(000061,股吧)品牌，促进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提高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经营水平。
城乡发展一体化，核心是城乡主体权利，构建全体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形成造福百姓、富裕农民的利益格局。重点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来源，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跨行业的转移就业，城乡二元体制逐步被打破。新世纪以来，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工农城乡逐步走向协调发展。
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进城就业空间狭窄，收入难以稳定；农业生产资源束缚趋紧，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频发，增收难度加大；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增长缓慢，财产性收入增长乏力，一直是农民增收的薄弱环节。总体上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近年来高于城市居民，但从绝对数看，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目前，部分进城农民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
如何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强调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让农民增加种地收入，而且强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明确提出“两个保障”：一是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要求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继承的权利，分享集体资源和经营性资产的收益。二是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要求通过试点，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同时，明确提出允许进城农民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提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产权、林权、股权等各种产权公开、公正流转交易，促进农业农村资源资本化，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这些规定不仅从体制机制上提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而且从工作部署上提出了有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拓宽了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有助于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共享发展成果。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是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在二元体制下，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十六大以来，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加强，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基本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发展资源短缺、动力不足。这已成为制约城乡统筹发展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体制机制，引导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要求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利，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另一方面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加快建立土地、资金和人才资源城乡平等交换机制和补偿机制。在土地方面，切实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和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在资金方面，既要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性金融投入力度，又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金融产品，同时要引导企业和社会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在劳动力流动方面，要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同保障，逐步实现同城同待遇。此外，要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构建统筹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关键是城乡建设和管理一体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3%，但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城镇化发展中存在一些误区和隐患。如有的地方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有的地方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搞城市化“”；有的地方农民“被城市化”，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我们既要看到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正视和化解“城市病”，又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农村大量人口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必须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要求建立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展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并要求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这个重大决策提出了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也提出了城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径，打破了制约城镇化建设的投资瓶颈，破解了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题。
全会还决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求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同时要求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把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放心保）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这个重要决策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路径，破解了农民进城遇到的两个最大难题，既提出了很高的改革目标，也体现出改革思路的科学性、可行性。
